「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埃及政变，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这可能是说起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人们时常想起的新闻。刘瑜这本新书关注的问题正是第三次民主浪潮之后，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会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第一部分关注的是民主转型后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书中提到以下数据：「98個新興民主政體裏，有一半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後能夠保持相對高水平的民主十二年以上。」但同时，「新興民主中約2/5經歷過民主崩潰，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而且在人口中大型國/地區中，只有1/3左右的國家和地區走向階段性民主穩固，而大多數案例都是受挫或者灰色案例。」刘瑜总结新型民主的常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民主的衰退乃至崩溃问题，比如埃及；还有一个是「中间政体陷阱」，一个介于威权与民主之间的灰色地带，虽然有形式上的选举制度，但是其中充满了执政者对反对者的镇压，比如俄罗斯。
暴力冲突可能是对于民主转型后失败最受大众关注的部分，毕竟安全是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书中根据一些数据认为**「在第三波转型浪潮背景下，『民主化是战乱火药桶』的观点没有得到因果分析的支持。」**作者认为民主水平與暴力衝突爆發之間存在着一種「倒U形關係」，即中間政體比深度民主或深度威權政體更容易引發不穩定。导致新型民主出现暴力冲突的一大原因是「政治部落主義」和「裂痕動員效應」，就是「民主内的動員常常沿着既有社會裂痕（民族、種族、宗教、地域、階級等）展開，這一過程有可能固化甚至惡化社會分裂，從而為暴力衝突提供持續的動力。」另外研究还发现「威權體制下，更可能出現自上而下的鎮壓式暴力，而在民主體制下，更可能出現自下而上的動員式暴力」，这二者孰优孰劣（可能这么说不太对）大约就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民主转型都会出现可怕的暴力冲突。「民主轉型既可能通過高度動員機制**『強化裂痕』，也可能通過包容能力來實現『政治接納』**。兩種效應孰強孰弱，取決於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經濟和國家能力等等因素。」政治接納的典范可能是南非，曼德拉不记前仇，不搞打击报复，促使了南非的平稳过渡，而此前的执政党也无私的分享治理经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
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在暴力冲突方面人们容易陷入的一个偏见：「现实关注偏见」，即「情况现在非常糟」常常遮掩「情况过去更糟」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大约都觉得阿富汗是一个民主转型失败，导致了现在严重的战乱的国家。但是数据表明，从美军入侵的2001开始，截至2019年阿富汗直接的戰亂死亡人數是15.7萬人。但是，此前威權體制下的阿富汗其實更不穩定。研究顯示，1978-2001年間，阿富汗有150-200萬人死於戰亂。大家更为熟悉的偏见「衝突關注偏見」也容易扭曲对暴力冲突的感知，在大眾傳媒尤其如此：「通常而言，人們對他國現狀的了解通常只能通過媒體獲得，而媒體具有暴力衝突報道偏好—畢竟，衝突才構成新聞，風平浪靜則不構成新聞。比如，我們較少看到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的報道，因為這些國家轉型相對平穩。相比之下，伊拉克戰火、塔利班割據、敘利亞內戰等等則經常通過媒體報道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裹。」
经济发展是另一个民主转型后值得关注的维度。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總體而言，相比穩定威權，民主轉型並不顯著地損害經濟自由、降低經濟增長——事實上，論據更多地指向民主轉型有利於經濟自由和增長。」不过也提到我们不应该对民主转型的的「經濟增長效應」抱有過高期待，因为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而「政体」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因素。作者还强调了在研究中我们为了方便会把一些国家作为一个类别进行分析，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过度的泛化是不合理的。
最后一个关注的维度是国家能力。作者认为「国家能力包括三个维度：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行政能力」。很多人认为威权政体的国家有更强的国家能力，但作者认为不是如此。威权政体国家可能拥有较强的强制能力，但是在另两个同样重要的能力上也许很薄弱。这一章还重点讨论了民主的「顺序论」，即认为要先建构国家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理论。作者不认同顺序论的观点，她认为更符合的可能是一种「千层蛋糕」般的相互嵌入关系：「**一層國家建構的基礎上「鋪上」一層限權的制衡機構，之上又是一層國家建構的努力，然後是更多的制衡機制⋯⋯如此循環往覆，每一次國家權力的擴張都往往伴隨着對國家權力的限制，結果才是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之間的平衡。」**因为如果一味的巩固国家建构，可能也会失去民主的基本土壤。
第二部分关注的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民主转型命运不同，主要是从「民主观念不同」入手。作者认为有两种民主观，「民粹式民主」和「自由式民主」：
兩種民主觀的根本差異在於政治承諾的「厚度」：在民粹式民主觀中，政治所能帶來的改變是「聖誕老人」式的，似乎只要政府官員足夠清廉，民眾的「許願」總能變魔術般一一實現，而不面臨資源成本約束或價值衝突約束，而在自由式民主觀中，政治所能驅動的改變是有限的，它的核心承諾是政治權利平等和公民自由，令每個人都有為改善自身處境而進行公共發言與行動的機會，但是對於每一個具體的人而言，卻難以保證「骰子」在何處落下。
从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比较支持「自由式民主」的，她认为民主最重要的是一种对话机制，并不是「谁在掌权」这一个问题。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保护每个人都有参与这个对话的权利。
没错，作者认为「人民主权」的实现并不是民主的目标，乍一看还挺让人惊讶的，但是随着论述的展开觉挺有道理。这是因为实现「人民主权」就需要定义「谁是人民」，而这个很难定义的，而且定义「谁是人民」其实就是「裂痕式动员」的沃土：
在一個利益和觀念多元甚至對立的社會，定義「人民」極其困難。有房子的人希望房價不斷上漲、沒有房子的人希望房價不斷下跌：「有房者」和「無房者」，誰是「人民」？農民希望農產品價格上漲，城市居民希望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和市民之間，誰是「人民」？環保分子希望去工業化，工人希望保住工作，環保分子和工人之間，誰是「人民」？在英國，幾乎恰好一半的民眾支持脱歐，另一半民眾支持留在歐盟，誰不是「人民」？在烏克蘭，東部居民希望烏克蘭加強與俄羅斯的聯繫，西部民眾希望加強與歐盟的聯紧，哪一方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埃及，政治世俗派希望政教徹底分離，而穆兄會的廣大民眾認為宗教應當影響法律，誰又不是「老百姓」？⋯在上述情形下，當我們說「人民主權」是民主的目的時，是指房價上升還是房價下跌？農產品漲價還是跌價？工廠關閉還是不關閉？脫歐還是入歐？倒向俄羅斯還是倒向歐盟？政治世俗化還是宗教化？⋯⋯現實中一個常見的情形是：各自陣營都認為自己是「人民」，而對方是危害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特權階層」甚至「敵人」。
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转型伊始都是「自由式民主」的。作者总结了从「自由式民主」到「不自由的民主」的路径：自由式民主——「改革者」當選——為「改革」而集權——政治反彈——社會兩極化——權力壟斷——不自由的民主，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對待反對派」：
從「自由式民主」到「不自由的民主」，一個最關鍵的邏輯拐點是「如何對待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的選擇，本質上源於政治行動者如何理解民主。是將民主詮釋為正義的人民對邪惡的敵人進行「專政」，還是接受一個社會的多元性乃至善本身的多元性，從而將民主理解為一種權力共享機制？當一個社會就某個重大議題產生根本性分歧，是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地平線上培育共識，還是強行「闖關」，從而造成巨大的社會撕裂？查韋斯1998年當選總統時，只贏得了56%的選票，其主要對手贏得了近40%的選票，當一個國家40%的民眾被視為「敵人」，其政治如何穩定運轉？土耳其2017年擴大總統權力的公投中，48%的選民投下了反對票，當近一半人「說不」，又如何將「一意孤行」宣稱為「人民當家做主」？面對巨大的不同聲音，不借助於超強的政治壓制就不可能將其從政治上「消音」。
关于民主的边界的探讨我个人起初也是有一些震惊的。作者认为政治不应该被泛化，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变成政治。作者还认为社会福利虽然是好东西，但不应该是民主必须提供的东西。民主最重要的是一个对话体系，而不是利益或者政策目标的工具。民主保障我们的权利没错，但是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度的（但书中并没有仔细讨论这个限度如何划分），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权利」：
民粹式民主觀中，「人民」被神聖化，因而「人民」的需求也被神聖化，具有高於理性審查的豁免權，其結果就是「權利」的不斷泛化，直至它與一切「利益」、「需求」或「善」的界限徹底模糊。最初，「權利」意味着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選舉權利等政治權利；然後，貧困救濟、失業救濟、養老保障等「扶弱濟貧」的措施成為權利；再然後，基礎教育、健康醫療等「讓起跑線變得更公平」的政策也成為權利；再之後就業、住房、環境、最低收入等「保障一定生活水平」的政策也成為權利；再之後補貼、免費高等教育、度假、「經濟平等」乃至「不被冒犯」都成了權利…越來越多的偏好無須論證就成為「權利」，似乎「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都應當逐步成為「權利」，而「人民」這個主語本身已經完成了其正當性論證。民主成為一種ATM式的機器：人們輸入指令，從中可以隨時提取自己的需求。
ATM 式的民粹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矮化：
如果說專制是以壓迫的方式取消個人，民粹式民主則是以「包辦」的方式取消個人。通過不斷將私域之事吸納為公域，它在某種意義上使民眾趨於「兒童化」。當越來越多的「好東西」成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市場、社群、家庭、個體的責任開始萎縮。在這種「權利泛化」的話語催眠下，民眾不但像兒童一樣外化責任——既然是「權利」，為什麼要奮鬥？而且逐漸失去「延迟滿足」的意識—既然是「權利」，為什麼要等待？於是，在民粹式民主社會，逐漸升起一種缺乏義務對應物的權利意識，沒有成本概念的需求意識，以及對生產問題保持緘默的分配正義感。“換言之，過於膨脹的權利邏輯對責任意識具有一種擠出效應，作為「拯救者」的國家淹沒了作為「自救者」的個人、市場與社會。